在厘清了奢侈品的概念之后，我们可以说明式家具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奢侈品身份的物类之一。奢侈品是晚明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艺术珍品，是社会精英的象征，是与其他阶层的人群相区隔、使自我特殊化的工具;它也是商品，是可以不因身份的限制而得到的，所以能够引发对它的追逐和形成一种风尚，在消费社会里，人们更多的关注物或商品的属性特征，因此也就有了晚明开始有的伴随着“物”出现的奢侈新风。 晚明的奢侈并非如上层贵族纸醉金迷式的奢靡，这里的奢侈品是一种不带批判色彩的中性词。如今我们还可以透过最经典明式家具这样一种奢侈品的绝代风华，去遥想五百多年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优雅闲适，那是不同于如今这个过于喧嚣浮躁时代的低调的奢华，是中国式的奢侈。凡物，其出现必受制于文化，其本身必承载着文化，最后必又成就了某种文化，晚明出现的奢侈品正成就了这股奢侈新风。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朝代，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同时亦在其内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有明一代的经济出现了高度的繁荣，卷入全球化贸易尤甚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工商业市镇，并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物质产品供把玩与消遣，市民阶层也开始出现。贡德·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提到“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在1500至1800年之间，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再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樊树志在他的《晚明史》中提到“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作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产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大量财富的流入为人们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物质基础，市民阶层亦在此时渐渐产生，生活的逐渐富足使得上至文人士绅阶层下至市民阶层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转变，“甘其食，美其服”成为时尚，一股“奢丽相尚”的风气蔓延开来，对奢侈品和时尚品的追求在江南地区尤其成为普遍现象。 此时，心学的发展既是受到历史环境影响的结果，也为明代奢侈风气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士人文化中出现正视人类感官享受的内容，对奢侈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带动了奢侈消费的风气，甚至冲击了过去官方订立的身份等级的“礼制”。文人士绅阶层与商人、工匠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相反，联系日渐紧密，大量士人与商人结合。明式家具、紫砂壶这些历史上经典的艺术品正是此一时期出现，它们的出现与形制上达到完美的境界与文人参与设计、文人与工匠紧密结合的状况是有着重大关联的。 长期以来，明式家具无论从取材、外形还是制作技艺都备受赞誉，材质奢华，造型典雅，设计实用，工艺精良。由于明人对日常起居生活的重视，对居家室内陈设也有着审美的要求，因此家具在明人的生活有着重要地位。家具包括它的陈设体现了拥有者的地位与品味，一套家具价值不菲，甚至可作为重要遗产留给子孙，在巫仁恕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记载的一位富商的遗产清单中即包含着一套家具。 都说明代是俗文化兴起的时期，但晚明时由工商业大发展所引发的这场社会变革，不仅仅勃兴了市民文化，更在新崛起的有产阶级僧越追逐文人士绅的标准生活、争相滥用奢侈品或仿奢侈品的同时传播了一种中国式的雅致，一种文人式的高贵也随之渗入普通人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中去，形成了一种跨越阶层的广泛的“雅”文化。 在晚明，士大夫中流行一种避俗之风，均以诗酒竹石、琴棋书画、考证清谈为清逸雅趣，流连声妓也被视为放达，如此种种，己成了当时人所普遍崇尚的消遣方式。明季盛行“清客”、“韵士”，爱品茶对弈的，被称为“清客”:爱古玩吟诗的，则被称为“韵士”。从“脓艳”向“简淡”的过渡，这是自生活世俗化之后，生活时尚发展向上必须经历的一个新阶段，也就是生活的艺术化，这不能不说是明代社会生活风尚的一种新动向。晚明人姚廷遴，在其所撰的《历年记》中回忆幼年到松江府城内所见的情景：“余幼年到郡，看城中风俗，池郭虽小，名宦甚多，旗杆稠密，牌坊满路。至如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 出生于万历年间的余怀在晚年曾著《板桥杂记》一书，如梦语般回忆了一段段金陵往事，这样读来令人无限感慨的故事在晚明比比皆是。张魁只是一极普通不过的小民，普通的甚至还有些卑贱，少年时是苏州一位徐申公子的男宠，跟着徐公子迁家到金陵，和秦淮名妓们做了邻居，中年后靠着贩茶、卖芙蓉露为生。可是张魁对于音律、谱曲、吹箫、下棋这些风雅之事无不精通，每天清晨悄悄帮名妓们修枝暖香，泡茶拂几，猫儿狗儿都喜欢他。好容易中年转运有些家产后，却依旧要过肥马轻裘的富贵生活，茶必要是惠泉水泡的，饭一定是四糙冬春米煮的，晚上屋子里点的必须是苏州孙春阳铺子里卖的通宵红烛，否则就睁不开眼。最后死于贫困中。 张魁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他为自己而活着世界里，用奢侈之物装饰出一片优雅高贵的所在，他虽然是个卑微的小人物，但是这些最精致的东西用在他这里却没有一点暴珍天物的感觉，反倒是极受用的。从他的一举一动中都可以看到对物的珍视，这样的物之于他也反衬出他本性的高贵，可谓相得益彰。张魁的一生像是晚明大文学家袁宏道“五快活论”的现实改版，二者在身份等级上相差悬殊，但是对于人生的感悟却是相一致的。 这种对物的极致追求并非是沉迷于物、被物所引诱和牵制，人依旧是物的主导。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上古、中古、近古，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方社会那样的拜物现象，人为物欲所俘虏，成为物的奴隶。晚明时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思想的大解放引发了对人性的重新认识和对日常生活的珍视，而不是释放了人性的贪婪和欲求无度。张魁和袁宏道，一个是气白比天高，身为下贱”，一个是身处高位，却了无牵挂。这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奢侈生活，是一种以智慧、觉醒、享受为要义的、精致而艺术的生活态度，它既使人保持崇高，也不逃避社会和人生。 明式家具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奢侈品，而在晚明雄厚的经济实力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上，明人们形成的这种自上而下的优雅气质、智慧而艺术的生活态度，又赋予了明式家具一种中国式的厚重端庄的雅性，因此它是最典型的中国式奢侈品，是在中国人所特有的奢侈生活中才会出现的奢侈品。沈春津在《长物志》序里写道：“几塌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文震亨《长物志》中《位置》篇中说：“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塌，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古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经典的明式家具用材虽是极贵重的紫檀、花梨等硬木，但外在形式确是“简而裁，巧而自然”、“风致”，要的是“高雅绝俗”。我们今天看见的、最为推崇的也是这样的明式家具，简练而无单调之嫌，有隽永之趣，淳朴厚重，清新典雅，也有表面看去繁复如清式家具，但花纹或规律匀称，或繁而文雅，无繁琐喧嚣之感。 外表质朴无华，内在实为奢华，选用的硬木材料极为的精美而又难得，其桦卯结构也造得合乎法度，精密谨严。明式家具樟卯的优良传统至清中期己逐渐退化，直到晚期，某些行货，尤其是所谓“京造”，桦卯粗糙之极，到了胶粘便成形，胶开便散架的地步。以致于很多匠师评定一件家具的早晚和好坏，有时在经过修复，拆散重新安装，看到内部樟卯后才作结论，好的桦卯就是好家具，时代也较早。这就是明式家具的时代性格，低调奢华有内涵，是最典型的中国式奢侈品。 周作人先生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无用的游戏与享乐)都是生活必须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却愈精炼愈好”。我认为中国人这种关注日常生活、强调闲适与雅趣的生活态度正是从晚明开始树立的。在发达的海外贸易、工商业体系基本建立的晚明时期，富民乃至豪绅人数日渐扩大，晚明世人的生活是拥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的，然而在世俗与艺术之间，晚明人最终是选择了一种智慧而艺术的生活态度。这不得不说是拥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人归于民族性的一种自发的选择，尤其是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而他们也是顶级奢侈品的使用者和时尚风气的引领者。正是这样的态度和决定了中国早期奢侈品—明式家具的外在形态和内涵:低调又极致奢华，质朴又极富艺术性。 明式家具是难得的出自民间、用在民间的能登大雅之堂的顶级艺术品，并且至今仍受国内外各大藏家的追捧。这样一种物的出现绝非偶然，通过对它的探讨既让我们重新审视了晚明这个看似光怪陆离的时代，又加深了对明式家具的认识，进而厘清奢侈品的概念和作用，本文的目的便在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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